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韩国政府仍未能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初期 (2006-2015年),即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的临时物质或经济援助,韩国也未能认识到 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对生育选择的影响(Park,2011年)。随后,改革逐步扩展至住房和 2018年,双收入家庭的儿童照护支助金额仅占家庭收入的2.5%,远低于经合组织10% 的平均水平(Jeong等人,2022年)。 安全感、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与歧视,都是导致韩国年轻人不 愿结婚生育的重要原因(Hwang等人,2022)。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1年,韩国男 性平均每周工作78小时,女性60小时,是丹麦和挪威等欧洲国家的两倍。同时,韩国 的房价显著高于日本。 许多这些因素在当代中国也存在。韩国在过去二十年实施的广泛生育政策未能有效 切相关,尤其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不平等机会。对于正面临相似挑战的中国而 言,韩国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