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曾被称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历史上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20世纪80年代后又陷入“水脏”困境。经过76年不懈治理，淮河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5.6%，2300余条幸福河湖建成，沿淮贫困带历史性迈入全面小康。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这份报告系统梳理了淮河从“害河”到“幸福河”的治理经验，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全球启示。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立“蓄泄兼筹”方针；1951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淮高潮。1991年、2010年国务院相继部署新一轮治淮工程，治淮工作接续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治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指引下，淮河保护治理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实现从被动防御洪水向主动精准调控洪水转变。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王家坝时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五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淮实践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治淮高潮，仅“十四五”累计完成治淮投资超过6000亿元。目前，流域建成水库8600余座、堤防8.6万公里、蓄滞洪区24处、水闸4万余座，基本理顺了紊乱的水系，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归海有路。 科技治水成为新时代淮河治理的鲜明特色。目前淮河流域已建成包括14部水利测雨雷达、1.48万处雨量站、2973处水文（位）站在内的庞大站网，广泛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建立了数字孪生淮河“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系统，融合气象大模型与量子计算技术。在2024年淮河第1号洪水防御中，该系统提前4天预判洪水、提前40小时预报王家坝站洪峰流量，成效显著。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淮事业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最显著标志。1950年淮河水灾倒塌房屋89万间，因灾死亡400余人；2020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但无一人因洪伤亡，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1994年国务院开展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1995年发布中国第一部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新时代以来，流域各地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27.2万名河湖长上岗履职，实施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和重要湖泊退圩还湖。2020年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首次实现从污染到良好的跨越，2025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5.6%。 消除贫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流域各地统筹推进农村现代水网建设、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290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沿淮贫困带”历史性迈入全面小康。以蒙洼蓄洪区为例，2025年当地农村常住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1万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四成。

在淮河治理中，流域各地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约束洪水”“控制洪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洪水”，再到新时代谋求“四水四定”“人水和谐”，“斗”水理念的演进背后彰显大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深刻变革。 以水定地方面，2010年以来，累计通过淮河行蓄洪区及淮干滩区居民迁建项目迁建河南省6.11万人、安徽省35.17万人、江苏省3.01万人。以安徽阜南县为例，近年来超过3万人从行蓄洪区庄台搬出，告别惧怕洪水的日子。以水定人方面，引江济淮工程实现长江与淮河历史性“牵手”，供水范围涉及河南、安徽两省15个市55个县（市、区），解决了流域18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提升了5000多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方面，流域将幸福河湖建设与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目前淮河流域已建设2300余条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改善、水域岸线整洁、河湖生态良好。安徽宿州新汴河依托良好生态吸引华为等超两千家科技企业落户，形成“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淮河流域涉及5省，容易陷入“九龙治水”。在淮河治理保护实践中，流域各地树立“一盘棋”思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协同共治。强化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流域“四统一”，坚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调发展。 淮河流域陆续建立省际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等跨区域、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建立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将16个省际地市纳入协作范围。2021年，组织苏鲁豫皖四省建立南四湖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四省分别发布统一限值的流域型综合排放标准，为全国跨省流域治理保护作出示范。2020年汛期，王家坝史上第16次开闸泄洪，蒙洼蓄洪区启用。在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带领下，群众仅用7小时全部转移安置。蒙洼人又一次舍小家、顾大家，保证淮河大堤及中下游城市安全。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凝聚了淮河保护治理的强大合力。

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淮河从流域治理迈向流域振兴。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基础，完善流域生态共建共保机制。 守牢水安全底线方面，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强化洪水风险管理，编制修订洪水风险图，健全和完善超标准洪水应对策略。推进数字孪生淮河建设，实现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感知。 强化水资源约束方面，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全面完成15条重要跨省河湖初始水权分配，实现4.66万个规模以上取水口在线监测全覆盖，建成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区）250个。稳定水生态方面，淮河流域311个水体纳入国家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清单，50个水体建成美丽河湖。流域河湖生态流量目标体系基本建成，跨省重点河流和省内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满足程度均达90%。沿淮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双下降”，伏牛山区、桐柏和大别山区、沂蒙山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六成以上。 创新水治理方面，2025年淮河流域完成单笔106万立方米地下水用水权交易，创下流域纪录。目前淮河流域用水权交易水量超8亿立方米，积极建立健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重点核心水源区生态补偿，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碳汇交易。

文化是深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内核。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诞生了老子、庄子、管子等先贤圣哲，拥有贾湖遗址（八千年）、双墩遗址（七千年）等众多史前遗址，以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淮海战役等红色文化资源。 以文兴业打造人文经济亮点。安徽淮南借助武王墩考古发现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近三年文化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安徽已部署建设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2025年沿线各市国内旅游花费1849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当前安徽正积极推进淮河文化公园建设，以此为载体推动流域共同挖掘弘扬淮河文化。沿淮已成立大别山红色旅游城市发展联盟、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沿淮文旅发展战略联盟等，通过共打淮河文化牌释放人文红利。

淮河流域以全国3.3%的水资源总量，承载了全国约14.5%的人口、12.3%的耕地、20%的粮食产量。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安徽蚌埠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涌现出8.6代OLED玻璃基板、0.12mm超薄浮法信息显示玻璃等原创性成果，形成以硅基、生物基新材料为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规模突破660亿元，成为国内唯一能生产显示产业所需全部玻璃品种的城市。安徽淮南推进“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展，国家级5G工厂达20家。沿淮皖北地区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加快集群式发展，预计到2030年四大产业集群将为皖北贡献近2万亿元产业规模。 融入国家战略格局方面，淮河流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区。皖北累计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277个，2025年五大绿色食品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达3854亿元。

淮河保护治理从控制洪水到管理洪水，尊重自然、让道于水，沿淮各地开展了行蓄洪区居民迁建，还蓄洪区应有的生态功能。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共生，因地制宜发展适水作物，变“水灾害”为“水红利”。从抗御自然到尊重规律，在重塑人水关系中重塑人与自然关系。 如今，淮河流域呈现“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人水和谐图景。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指出：“中国不会牺牲经济增长来保护自然，保护自然本身就是一项稳健的经济战略……正是这种制度的连续性，才使得生态恢复成为可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评价称：“中国像一本关于‘水与文明’的厚书，人与水共生之道、生态保护与文明传承的经验，正为全球水安全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淮河走出了一条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协同治理之路。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与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建立全国首个流域层面跨省河流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流域各省建立跨界河段联防联控机制、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体系，积极探索跨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流域“一盘棋”确保治淮成效。目前淮河构筑了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可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流域性最大洪水。2023年流域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3年分别下降52.6%、51.3%。国际水资源学会董事会成员埃里克·塔尔迪约评价：“中国正在推进一项对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就是更好地将水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相结合。”

主权壁垒、利益分歧、协作失灵困扰全球流域治理。在淮河保护治理中，中国人找到的答案之一就是发挥文化的力量。孔子“和为贵”、管仲“和合故能谐”的治理智慧，构成了淮河“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核。一代代治淮人涵养形成的自强不息、团结协作、久久为功、科学施策的精神，成为维系流域五省同心同向、团结治水的精神根基。 沙特环境、水利和农业部水利副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巴尼表示：“中国是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国度，相信沙特一定能汲取到中国治水智慧。”中国治淮探索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流域治理新路径，为全球大河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