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推出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框架（BRI-DSF），其文本约80%直接借用或近义改写自IMF-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DSF——这是中国主权贷款风险治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趋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通过文本分析发现，123个有意义模块中86个被确认为直接引用，词汇重叠度多数落在85%-100%之间。然而，趋同并不完整：BRI-DSF在公共投资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财政整顿的处理、现值债务计算（国别特定折现率vs统一5%）、压力测试设计（新增借贷测试+逆向测试）四项关键方法论上与IMF-世行框架存在根本性分歧，折射出发展型国家视角（公共债务作为发展工具）与新制度主义视角（宏观经济稳定优先）之间的深层理念张力。
BRI-DSF的文本来源与六模块结构
BRI-DSF明确声明“以IMF/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为基础”。框架由六个模块构成：公共债务和宏观经济数据输入、现实性检验工具、债务承载能力分类、压力测试、信号以及判断的运用——与IMF-世行框架模块一一对应。文本分析将BRI-DSF拆分为153个有意义模块，约80%（123个）被标注为直接引用，显示出大规模文本借用。两个框架共享核心理论前提：如果当前债务存量不超过预期未来基本盈余的现值，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综合偿付能力（以现值衡量偿债能力）和流动性（履行近期支付义务的能力）。
四项关键方法论分歧——发展型国家的理念嵌入
分歧一：公共投资处理。IMF-世行对公共投资回报持谨慎态度，而BRI-DSF强调“生产性投资虽然在短期内提高债务比率，但可以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出口，从而在长期内降低债务比率”，并根据个案情况将增长乘数应用于公共投资。分歧二：财政整顿。IMF-世行用两页篇幅讨论财政整顿的0.4乘数效应，BRI-DSF将所有讨论压缩为一个段落，强调先评估社会和政治可行性。分歧三：现值折现率。BRI-DSF使用针对特定国家的折现率，IMF-世行统一使用5%。分歧四：压力测试。BRI-DSF新增“新增借贷压力测试”（第二预测年度将外债提高至GDP的1%/5%/10%）和“逆向压力测试”（估算关键债务指标突破临界阈值前尚存多少空间）。
BRI-DSF的实践作用——通过中国信保的非正式把关
BRI-DSF对中国金融机构仍是自愿性框架，但通过中国信保机制发挥了实际把关作用。中国信保生成BRI-DSF评分，直接用于设定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别限额——当DSA信号显示高风险时，保险不获批，贷款不推进；当显示中低风险时，保险决策建立在中国信保与贷款方共同开展的项目层面分析基础之上。AidData3.0估计2000-2023年间约12%贷款由中国信保承保，疫情后比例更高。多位受访者表示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将主权风险和国别风险评级视为贷款决策中的关键否决因素。然而，截至2025年9月，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信保覆盖范围之外正式使用BRI-DSF或IMF-世行DSF。
危机与合法性驱动的制度趋同——2016-2019年28起债务重组
中国海外发展融资2009年后迅速扩张，2016年达685亿美元峰值，2017年起下降。2016-2019年间，中国各银行在17个国家经历28起债务重组，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10个国家参与17起（SAIS-CARI数据）。最受关注的是斯里兰卡2017年汉班托塔港事件，“债务陷阱外交”叙事在国际迅速传播。一位中国官员表示：“BRI-DSF是中国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回应。”BRI-DSF编制始于2018年，由财政部委托中国信保开发，2019年正式推出，2023年另行推出面向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的框架。双重动因——实践层面提供可信债务风险管理工具，理念层面塑造中国作为回应国际关切的发展融资方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