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中国对非洲贷款承诺降至年均不足50亿美元，2024年仅21亿美元——非洲向中国偿付的债务已超过新增贷款拨付，净资本流动自2020年后转为负值。波士顿大学报告显示，中国占非洲PPG债务10.9%（自2018年14.8%持续下降），2024年中国是对非洲净转移为负的唯一债权人。2026-2030年非洲各国政府预计平均将总支出的11.2%用于偿债，安哥拉高达42%、吉布提和塞内加尔超25%，可能挤占卫生、教育和气候变化支出。能源贷款自2021年承诺停止海外煤炭融资后无煤炭贷款记录，但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贷款累计仅17亿美元。
贷款总量下降与净转移逆转
2000至2024年中国金融机构累计对非贷款承诺1808.7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合计1431.4亿美元（79%）。中国年度贷款承诺自2020年以来明显下降，年均不足50亿美元，目前与非洲开发银行贷款水平相当。2023年8个非洲国家和2个多边借款方获13笔贷款共46.1亿美元，2024年6笔贷款共21亿美元。2024年非洲PPG外债存量7600亿美元，中国占10.9%（自2018年14.8%持续下降），其他双边债权国合计10%。多边机构占34.9%最大，债券持有人25.4%。中国对非净资本流动在2020年后转为负值，非洲每年向中国偿付超过新增贷款拨付，2024年中国是对非洲净转移为负的唯一债权人。
偿债压力——2026-2030年平均11.2%政府支出
2026年至2030年，非洲各国政府预计平均将总支出的11.2%用于偿债。安哥拉达42%、吉布提和塞内加尔超25%。这种财政压力可能挤出卫生、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各国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投资于长期发展。个别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净转移差异显著，2024年中国PPG净债务转移占政府支出比重最高的国家是刚果（布）、喀麦隆和吉布提。与其他债权人相比，巴黎俱乐部成员在2000年代初净转移为负后恢复为正净转移，债券持有人和中国自2020年起开始转向负净转移。
2023-2024年新增贷款——金融、交通、能源三大部门
2023年和2024年新增贷款中，金融部门贷款规模最大（央行流动性、中小企业融资、贸易融资），其次是交通（公路、铁路、港口基础设施）和能源（发电（太阳能和水电）和输电）。金融部门、安哥拉与埃及并列为主要接收方。其他贷款资助了安哥拉宽带扩展、乌干达数据传输和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厄立特里亚铜金矿项目、塞内加尔供水工程。2017-2020年商业银行贷款份额扩大至约四分之一且分布均衡，2021-2024年开发性金融机构重新确立主导地位但贷款规模大幅下降。
能源贷款转型——化石燃料退出但可再生能源有限
2000-2024年中国对非能源贷款中水电始终是主要贷款对象（发电和输电），但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正质疑水电项目可行性。化石燃料贷款（煤炭、天然气、石油）约31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机构贷款是非开发性金融机构的10倍，且均发生在2020年之前，自2021年承诺停止海外煤炭融资后无煤炭贷款记录。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核能、地热能）贷款累计仅17亿美元。输电和能源接入基础设施贡献显著（未指定能源来源项下95亿美元几乎全部用于输配电）。国别模式反映受款国优先事项和能源结构差异——石油贷款反复出现在安哥拉、南非和苏丹，水电集中在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和乌干达，风电在埃塞俄比亚频繁出现，太阳能和地热集中在肯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