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从一个“效率工具”演变为一种需要监督以保护权利和确保体面劳动的社会经济力量。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在2026年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正从依赖自愿性伦理准则转向更具约束力的监管框架。但重大缺口依然存在——许多AI伦理准则虽涉及劳动世界问题，却鲜少提及国际劳工标准。报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AI治理框架：从现有国际劳工标准的持续适用，到社会对话在决定AI应用中的核心作用，再到算法管理时代隐私、知情权与问责制的制度安排。总干事强调：AI治理必须超越碎片化模式，转向更具整合性和参与性的框架。
从自愿性准则到约束性监管——治理模式的范式转变
AI被重新定义为需要监督的社会经济力量
当前人工智能治理格局正在经历显著转变。国际社会正从依赖自愿性伦理准则转向更具约束力的监管框架，反映了人们对AI认知的广泛转变——它不再被视为中性的效率工具，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力量，需要加以监督以保护权利、确保体面劳动。各司法管辖区的监管举措不断出台，多边论坛日益将AI纳入议程，确立共同原则并推动协调行动。综合观之，这些进展表明AI治理已成为政策辩论的核心议题。
重大缺口：伦理准则鲜少提及国际劳工标准
尽管治理框架正在演进，重大缺口依然存在。许多关于AI应用的伦理准则虽涉及劳动世界问题，却鲜少提及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报告警告：我们不能允许工作场所监控、招聘或自动化决策等领域的演进缺乏现有国际劳工标准所提供的规范性指引。尽管现有劳工标准未明确涉及算法管理，但其所体现的消除歧视、职业安全卫生等原则具有直接相关性。国际劳工标准也为管理与技术变革相关的更广泛劳动力市场调整提供了指南。
社会对话——决定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机制
社会对话使技术创新与体面劳动相衔接
总干事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各个行动主体如何适应AI，更在于如何引领AI尊重国际劳工标准。在此背景下，社会对话成为最可靠的治理机制——使技术创新与体面劳动相衔接。就AI的设计与部署开展谈判、协商和信息交流，可以在提高生产率与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取得更佳成效，并推出保障措施确保AI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主体性。社会对话需要有利环境——保护、促进和实现结社自由以及有效承认所有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至关重要。
提升各方能力以适应AI时代的社会对话
有意义的社会对话要求各方在知情且平等的基础上行事。AI的快速迭代性和技术复杂性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提升管理者、雇主、工人及其代表理解并参与AI系统的能力，对于工作场所的知情决策至关重要。在AI背景下，有效的社会对话有助于预测其对就业、工作条件、技能和社会保护的影响，化解信息不对称矛盾。鉴于AI具有跨越国界的特性，跨国对话在该领域变得愈发重要。
算法管理时代的隐私、知情权与问责制
持续监控对工人隐私权的挑战
AI系统依赖收集广泛的数据——个人数据、行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生物识别数据。借助算法管理工具、可穿戴设备或数字监控平台进行的持续监控，可能模糊合法管理监督与侵入性控制之间的界限，进而可能侵犯工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报告指出，数据收集的范围和深度在AI时代显著扩大，但对数据使用目的和方式的透明度却往往不足。
透明度不足与价值链上的责任分配问题
工人可能受到自动化系统作出或辅助的决策影响，却无法清晰了解这些系统的运作方式、所依赖的数据或如何生成结果。当AI系统被视为专有技术或技术性过于复杂时，工人对其运行往往所知甚少。总干事特别指出：雇主往往依赖外部技术供应商提供的现成系统，可能不完全符合劳动法律或伦理标准，而决定系统设计和数据输入的上游技术提供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仍游离于直接监管审查之外。这引发关于整个价值链上责任分配的重要问题——问责是否应延伸至技术提供商？如何构建雇主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以确保透明度与合规性？
新的制度安排与劳工组织的角色
数据信托、共享数据池与公共中介机构
为使社会对话适用于AI背景，可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数据信托、共享数据池等结构化治理空间，以及公共中介机构，均可促进安全的信息交换和监督。这些机制有助于支撑验证、风险评估和争议解决，同时保护知识产权与合法的商业机密。在复杂的人工智能价值链中，责任分布于多个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此类数字治理结构尤为重要，以确保劳动法义务清晰、透明且可执行。
劳工组织的独特作用与前行之路
总干事认为，劳工组织凭借其三方原则以及在塑造劳动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劳工组织“AI与数字经济中的工作观察站”有助于夯实实证基础；正在推进的平台经济标准制订讨论展示了劳工组织如何通过规范性职能予以应对。劳工组织正借助联合国系统内现有倡议，作为《全球数字契约》后续行动的一部分，并在“全球社会正义联盟”框架下持续发挥召集力。总干事提出四个关键问题供三方成员回应：关于权利、就业、社会保护、社会对话——这些问题将决定AI治理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