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至2019年间，中国各银行在17个国家经历了28起债务重组，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10个国家参与了17起——这一系列债务困境事件构成了中国主权贷款风险治理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波士顿大学研究显示，BRI-DSF的诞生直接受到偿债压力上升和“债务陷阱外交”国际合法性危机的双重驱动。中国信保通过BRI-DSF评分设定出口信用保险国别限额，将DSA信号转化为实质把关机制——高风险不批保险、贷款不推进。中国海外发展融资自2017年起持续收缩，2022年起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贷款已呈“净负值”，还款流入超过新增拨付。
危机节点——2016-2019年28起债务重组
SAIS-CARI债务减免数据库记录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中国各银行在17个国家经历了28起债务重组。代表性案例包括国家开发银行2016年对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四笔非优惠信贷额度的再融资，中国进出口银行2018年对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偿还期限的延长，以及最受关注的斯里兰卡2017年汉班托塔港事件。与小额无息贷款的例行核销不同，这些重组涉及规模较大且具有商业意义的风险敞口，放贷方面临潜在损失，向政策制定者发出收紧主权风险管理的信号。中国海外发展融资在2009年后迅速扩张，2016年达685亿美元峰值，2017年起下降，2020年后回落至2009年前水平。
双重驱动——债务压力与国际合法性危机
推动BRI-DSF出台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涉及海外贷款的国内管理，其二则是回应“债务陷阱”叙事。2017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事件后，“债务陷阱外交”说法在国际迅速传播，虽后续实证研究对“蓄意设置债务陷阱”提出质疑，但外交压力持续，尤其是在中美之间。一位中国官员表示：“BRI-DSF是中国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回应。”BRI-DSF编制工作始于2018年，由财政部委托中国信保开发，2019年正式推出。文本明确承认其与IMF-世行框架的渊源，同时指出“结合‘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2023年另行推出面向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的MAC框架。
中国信保保险机制——DSA信号的把关转化
BRI-DSF对中国金融机构仍为自愿性框架，但通过中国信保机制发挥实际把关作用。中国信保生成BRI-DSF评分，直接用于设定出口信用保险国别限额——当DSA信号显示高风险时，保险不获批、贷款不推进；当显示中低风险时，保险决策建立在中国信保与贷款方共同开展的项目层面分析基础之上。受访者表示疫情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商业债权人越来越多向中国信保申请保险，DSA信号通过保险机制影响正在上升。AidData3.0估计2000-2023年间约12%贷款由中国信保承保，鉴于风险感知上升，如今比例可能更高。2022年起中国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贷款已呈“净负值”——还款流入超过新增拨付（Ray等，2025）。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的未来路径
BRI-DSF与IMF-世行DSF在四项方法论上的分歧（公共投资、财政整顿、现值计算、压力测试）折射中国发展型国家视角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理念张力。BRI-DSF文本强调“《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认定，借贷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关键投资提供融资的重要工具”——将公共借贷视为增长驱动而非财政负担。然而，采纳经调适的IMF-世行模型也意味着继承了该模型的局限（未充分考虑气候风险、忽视发展融资需求、高估复苏前景），可能导致本可带来增长并增强偿债能力的项目被否决。BRI-DSF能否从自愿框架演变为正式约束，将取决于中国主权风险治理三家机构之间的整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