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明确提出构建更具普惠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安全性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这份报告以《上海宣言》为起点，系统梳理了过去一年全球AI治理的新趋势与新挑战。核心判断清晰而有力：《上海宣言》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视角——它强调主权、发展与包容性，及时提醒AI规范必须反映多元路径，而不仅仅是西方监管逻辑。
《上海宣言》的历史定位与核心价值
从原则共识到治理新起点
《上海宣言》的发布为国际社会协力探索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起点，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更加务实和具体的合作阶段。宣言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个更具普惠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安全性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越南专家吴迪兰指出，《上海宣言》重申了主权、包容与发展的原则，提出了面向全球南方的愿景，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引起共鸣。
阿联酋专家纳拉亚纳帕·贾纳尔丹强调，《上海宣言》重申了“主权、包容与发展”原则，强化了“发展优先”策略的治理合法性，为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空间提供了道义依据与实践基础。英国专家休·罗伯茨表示，《上海宣言》以及关于能力建设的联合国决议表明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态度和立场正趋于成熟。
宣言的实践影响与局限性
《上海宣言》通过确立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原则和共同参考点，有力促进了多边协调。阿根廷专家加布里埃尔·梅里诺指出，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高级别会议框架下出台的《上海宣言》和联合国关于加强AI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关切，并旨在缩小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差距。
然而，宣言的局限性同样明显。耶鲁大学研究员陆凯指出，国际宣言往往强调广泛的价值观，导致主观解释宽泛。联合国高级顾问鲁子龙表示，尽管众多全球倡议已宣告推出，却鲜有机制来跟踪其落实情况。越南专家吴迪兰指出，《上海宣言》和联合国能力建设决议对当前全球AI治理做出了建设性贡献，但其影响力将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真正推动治理权力和资源的实质性再分配，而不仅仅是原则上的声明。
宣言引发全球南方的共鸣与行动
“发展优先”策略获得道义合法性
《上海宣言》强化了“发展优先”策略的治理合法性。对于越南等国家，它强化了“发展优先”理念的合理性——AI规范必须反映多元路径，而不仅仅是西方监管逻辑。联合国关于能力建设的决议也是积极的一步，表明了支持全球南方参与的共识。印度尼西亚专家法赫米·伊斯拉米指出，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在亚洲产生了更为切实的影响，而联合国关于AI能力建设的决议和《上海宣言》则可作为下一步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可操作性工具的基础。
DeepSeek效应与开源生态的新机遇
“DeepSeek效应”的广泛扩散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源自中国的开源大模型项目以其高性能、低算力、可本地化训练的特性，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构建自主人工智能生态的现实路径。印尼学者在《现代外交》撰文指出，DeepSeek的成功启示印尼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成为“多元世界”的倡议者。非洲主流财经媒体也表示，廉价、可部署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非洲社会的教育、农业、医疗等发展瓶颈得以突破。
英国专家休·罗伯茨指出，中国的能力建设对主权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其开源模型。在世界排名前十的模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中75%是开源的，这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合适技术的机会。这呼应了《上海宣言》倡导的包容性与普惠性理念。
宣言与联合国治理框架的协同
联合国能力建设决议的里程碑意义
2024年7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该决议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则，并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这一决议与《上海宣言》的精神高度一致，是首份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共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已举办两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第二期吸引了来自34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37名代表参加。2024年9月，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合作主办的首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上海召开，来自4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与专家就大模型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数据主权、伦理框架与产业生态进行了深入交流。
宣言在巴黎峰会后的现实意义
2025年初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暴露了更深层次的裂痕——美国和英国将创新和国家安全列为优先事项并拒绝签署合作宣言。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宣言》所代表的“主权、包容与发展”原则显得更加重要。阿根廷专家加布里埃尔·梅里诺指出，全球AI治理尚处于建设阶段，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以避免扩大技术鸿沟、加剧“中心-边缘”态势。
联合国高级顾问鲁子龙认为，《上海宣言》引入了此前未曾出现的“共生关系”等重要概念。休·罗伯茨指出，尽管美国对中国AI能力建设表现出兴趣，但可能是出于错误的原因。中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应继续发挥作用，努力使这些努力更具包容性和多边性，有希望解决不同治理规则的互操作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