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内部贸易从1995年的1,280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7,200亿美元，增长13.4倍；对北方依赖指数同期下降54%，而北方对南方依赖上升98.6%——全球南方正在改变全球治理的权力格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与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系统分析了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核心判断清晰而有力：全球南方正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其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与贸易结构重塑
内部贸易增速远超南北贸易
根据经合组织ICIO数据，1995-2020年间，全球南方内部贸易增长最快，从1995年的1,279.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7,199.5亿美元，增长13.4倍；而南北方之间的贸易总额仅增长5.2倍。2020年全球南方内部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4%，较2000年提升11.7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变化体现全球南方内部合作边界不断拓展，对北方贸易依赖度持续下降。
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创，但全球南方在几次危机中彰显出较强韧性，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北方，代表新兴市场为支撑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全球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指数从1995年的7.0172持续降至2020年的3.2348，降幅达54%；全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指数从1995年的0.4398上升至2020年的0.8736，增幅达98.6%。
全球产供网络中的地位跃迁
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投入产出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但优势节点仍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初级产品加工与农林牧副渔方面，承担资源与基础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北方国家的关键节点高度集中于服务业与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如金融和保险、房地产、批发零售等。这种节点中心度分布的差异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结构性体现，南方国家多位于曲线底部的生产环节。
全球南方从“边缘节点”向“关键枢纽”转变，但南南合作规模仍显著低于全球北方内部与南北方之间。2020年全球北方内部贸易为63,688.3亿美元，是南方内部贸易的3.7倍。南方国家仍需从“被动嵌入”迈向“主动塑造”。
全球南方的治理诉求与集体行动
公平、发展与效率的三重优先
主权平等与经济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公平优先——全球南方要求IMF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与份额重组，扩大投票权。美国在IMF中拥有16.49%投票权，重大决策需85%多数票，意味着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60%以上，但投票权严重不匹配。发展优先——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将消除贫困、不平等与促进发展作为重点目标。效率优先——全球治理机制决策程序繁琐、运行效率低下。
结构性约束与行动困境
全球南方面临全球治理愿景的不确定性（强权政治回归导致大国共识难寻）、内部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治理能力、资源禀赋差异大，限制集体行动能力）、治理“供需矛盾”突出（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与大国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挑战。部分国家因历史或现实问题“相互敌对”，阻碍共识和机制有效性。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重要平台。
全球南方在安全与产供链中的角色
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贡献
全球南方国家从规范倡导走向行动供给，逐步成长为国际安全治理的重要支点。在理念层面倡导多边主义和中立外交，呼吁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冲突；在机制层面依托东盟、拉共体、非盟等地区组织提供对话平台；在行动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是主要出兵国。以“共生安全”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坚持独立自主、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将减贫脱贫、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等议题深入嵌入安全目标。
产供链韧性与绿色转型
面对大国博弈竞争升级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南方加强内部合作重构贸易关系，提升产供链自主可控程度。但外部环境紧张复杂——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后频繁挥舞制裁“大棒”——深刻改变全球产供链空间布局。全球南方需以开放包容为原则，在现有南南合作机制下设立产供链技术协调小组，依托“金砖+”机制率先建立提升产供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协同机制。
绿色转型方面，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绿色能源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贡献了80%以上的绿色能源生产。2024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容量达4,448GW，新增装机72%集中在亚洲，中国贡献了近64%。全球南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确立“发展与绿色并重”的治理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