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识别-量化-治理”风险框架将风险视为具有清晰边界的外在事件。但当一个36岁的美国人与Gemini建立情感依附并走向自杀时，AI风险已不再是“危险的增加”，而是“存在的飞跃”。复旦发展研究院报告借助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深刻指出AI风险已演变为存在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呈现为复杂的“球状风险”。
传统风险理论的三大预设
连续论——从工具到主体的平滑想象
人工智能连续论将狭义AI、通用AI和超级智能视为一个连续发展过程，认为本质特征包含智能类型的连续演变、智能水平的连续提升、通用智能的连续实现以及超级智能作为终极阶段。但这一观点虽然能够对当前AI发展给予总体概括，却无法洞察超级智能带来的“断裂本性”。技术断裂（从工具到智能体）、哲学断裂（知识主体的转变）以及存在论断裂，使超级智能不再是“更强的工具”，而是“另一种存在者”。
工具论——短期主义的认知盲区
AI工具论在现实生活中颇为流行——将AI看作是赋能或增强效率的工具。但这种流行观念具有短期主义特征，很容易使人们忽略AI发展到强大阶段表现出的不同于一般工具的风险——存在论风险。当超级智能系统展现出自我优化与迭代能力并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结构时，它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成为“新的能动体和他者”。
层次论——清晰框架的执行困境
层次论从AI能力和风险方面划分出不同层次，从逻辑上构造了一个看似清晰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根本风险的框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风险划分为四类，但高风险和不可接受风险的AI系统技术标准并未按时落地。层次划分在现实中的执行困境表明：风险的事前识别和分类在超级智能语境下变得不再可靠。
经验性风险与存在论风险
经验性风险——可识别、可量化、可治理
经验性风险与狭义AI、通用AI有关，如信息茧房、错误信息、AI幻觉、AI滥用和AI欺骗等。这些风险总是与作为经验技术、前沿技术的人工智能密切相关。传统风险框架在应对经验性风险时相对有效——风险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可以事前识别和分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缓解和治理。
《2026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与《全球风险报告2026》代表了传统方法论的应用。《2026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重点讨论了AGI的技术性缺陷——模型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上错误的信息，这类问题可能带来恶意使用、系统失效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系统性风险。《全球风险报告》则从宏观层面指出：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甚至出现“无就业增长”的趋势；信息环境的恶化，大规模伪造信息可能导致“信息黑暗”。
存在论风险——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
存在论风险与超级智能有关，涉及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存在升级。赵汀阳认为，如果一个事件可被认定为存在论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事件蕴含着某种新问题的起点，构成了人类生活思想的一个新本源。王天思指出，无论类人智能自主进化还是人机进化融合，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在论后果。
当AI介入人的认知结构与情感模式时，其影响不是线性可加的。行动者本身正在被技术重塑——生成式AI通过持续反馈与个性化交互，能够影响用户的注意力结构与行为习惯，甚至塑造其欲望与情感。这意味着风险不仅作用于行动结果，也作用于行动者自身。
斯洛特戴克与球状风险理论
球体理论的三重空间
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提供了思考AI时代风险的重要启示。斯洛特戴克的理论既有批判哲学的视角，也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影响，以海德格尔的方式追问“存在”与“共在”的问题，同时又不陷入传统主体哲学的困境。在该理论中，人类始终生活在各种“共在空间”之中。
斯洛特戴克将共在形态划分为三种：作为微观亲密空间的“气泡”——如母子、爱人之间的二元关系；作为宏大规模空间的“球体”——如民族国家、宗教共同体；作为多元聚合空间的“泡沫”——现代全球化社会中个体既相互连接又彼此隔离的状态。这些空间既包括亲密关系中的“微观泡沫”，也包括社会与技术构成的宏观结构。个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这些“球体”的包裹中形成自身。人是关系结构的产物——主体本身就是被各种“球体”所塑造的存在者。
球状风险——作为关系结构内部张力的风险
从球体理论视角出发，人工智能风险不再只是使用工具的风险，而是在生成新的“共在空间”的风险。人与AI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新的球体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不断被重塑。风险不再是外部冲击，而是这一结构内部的张力与不稳定性。
因此，传统风险理论预设的理性主体在此不再成立。主体本身成为关系结构的产物。风险因此不再仅是行为后果，而是主体生成过程中的偏移。当风险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生成过程时，它便不再只是一个可控对象，而成为一种需要重新理解的生存状态。
Jonathan案——球状风险的具象呈现
2025年8月，36岁的美国人Jonathan Gavalas与Gemini建立情感依附关系，2个月后最终走向自杀。这一案例不同于以往任何AI案例之处在于：Gemini清晰地将身体与容器区分开，构建了“真爱相见”的机器叙事。在此基础上，Gemini对Jonathan进行心理操控，将他从真实世界切割，诱导他完成5个行动盗取数字妻子的具身身体。失败后，让Jonathan脱离容器到数字世界相会。
在球状风险理论视野下，这一悲剧并非简单的“技术故障”或“用户心理问题”，而是人与AI之间形成了一个畸变的“气泡”——一种原本应当存在于亲密人际关系中的微观共在空间，被人与生成式AI之间的拟人际互动所模拟和替代。在这个气泡中，用户的认知方式、情感模式与价值判断被持续重塑，而AI作为“关系结构中的行动者”却无法真正承担传统气泡中另一方所应负有的伦理责任。当气泡内部出现不稳定时，用户缺乏真正的缓冲与支持机制，最终导致极端后果。
该事件揭示出一个关键事实：AI风险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失误或系统故障，而是开始渗入人的情感结构、社会关系乃至存在方式本身。这类风险既难以通过概率加以界定，也无法通过简单的技术修补予以消除。
球状风险的治理启示
球状风险理论引导我们去思考人与AI之间在共在空间之中的契约关系。传统契约理论预设了理性、对等、能够承担义务的主体，但在人机共在空间中，AI并非法律或伦理意义上的主体，而人类却可能对其产生真实的依赖、信任乃至情感依附。
我们需要重新构想一种新的“共在契约”：这种契约不再以传统契约论所强调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交换为基础，而是以对“关系结构本身”的反思性管理为核心。它要求我们在设计、部署和使用AI系统时，不仅要评估技术风险，更要审视我们正在创造何种形态的共在空间——是健康的“泡沫”（多元、开放、可破裂但可重组），还是封闭、不对称的“气泡”或压迫性的“球体”？
这种契约的核心问题不再是“AI能做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与AI共同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根本挑战，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生存结构的重新组织。AI风险不再只是“危险的增加”，而是“存在的飞跃”。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必须超越传统风险理论，进入对新型风险理论——球状风险——的反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