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三季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连续大幅减持美国银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市场将其解读为对美国银行资产质量、降息预期或大选不确定性的反应。但海通国际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上述解释均与事实相悖——美国银行不良率2024年内逐季下降至0.45%，表现优于行业整体；巴菲特并未减持American Express和花旗银行。本报告从管理层更迭不确定性和高息环境下的流动性风险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巴菲特减持美国银行的真实动因，并对比中美大型银行在公司治理与利率风险管理方面的差异。
市场主流解读与现实数据相悖
巴菲特减持美国银行的消息在2024年三季度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市场主流解读将其归因于降息预期、资产质量担忧、增加现金比例或大选结果对资本利得税影响的不确定性。但海通国际的报告指出，上述解释均与现实数据存在明显矛盾。
从资产质量看，美国银行2024年不良率逐季度下降——Q1约0.56%、Q2约0.50%、Q3约0.45%，持续改善趋势明确。美国银行的不良率显著优于美国银行业整体水平（截至24Q2为0.91%）。如果巴菲特因资产质量担忧而减持，减持时机应出现在不良率上升阶段，而非持续改善阶段。从减持行为的特异性看，巴菲特并未减持American Express（持股超20%）和花旗银行。如果减持源于对美国银行业整体的悲观判断，减持范围应当更广。American Express的资产结构中没有持有至到期类别，贷款中99%为一年期以内信用卡贷款，几乎不受利率风险影响，这一对比进一步暗示利率风险可能是巴菲特考量的核心变量之一。
管理层更迭——被市场低估的关键变量
报告认为，巴菲特减持美国银行的可能原因之一是CEO Brian Moynihan可能即将退任带来的不确定性。Brian Moynihan现年64岁，自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掌舵美国银行，已任职超过14年。他带领美国银行度过了疫情大流行及2023年美国区域性银行倒闭潮，并在解决因收购Countrywide产生的法律纠纷、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至9.86%（较上年增长126bp）、减少风险加权资产1710亿美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1年巴菲特以50亿美元投资美国银行优先股及认股权证时，曾在致股东信中盛赞Moynihan“在清理前任错误方面取得了卓越进展”。但2024年以来，关于Moynihan继任计划的不确定性逐渐升温。据彭博报道，Moynihan表示“当我们或董事会决定我的时间到了时，我们将启动该计划”，但未明确时间表或提名潜在继任者。对比美国四大行——摩根大通Jamie Dimon现年67岁且多次暗示可能再任五年，美国银行的继任不确定性更为突出。美资行董事会主席和CEO可在同一人长期兼任，一旦核心人物变更，对经营风格和战略方向的影响可能较大。巴菲特在不确定性面前选择减持，符合其一贯的投资逻辑。
美国四大行CEO任职情况对比| 银行 | CEO | 任职起始年份 | 当前年龄 | 董事会主席兼任情况 |
|---|
| 美国银行 | Brian Moynihan | 2010年 | 64岁 | 兼任 |
| 摩根大通 | Jamie Dimon | 2006年 | 67岁 | 兼任 |
| 花旗银行 | Jane Fraser | 2021年 | 约57岁 | 分设 |
| 富国银行 | Charles Scharf | 2019年 | 约59岁 | 分设 |
高息环境下的未实现损失——美国银行承压显著高于同业
报告提出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美国银行在高息环境下面临的流动性压力。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美国银行业投资证券未实现损失高达5129亿美元，占行业净资产和一级资本的比率分别为21.8%和23.4%。高息环境下债券价格下跌导致的账面浮亏，虽不直接影响损益表，但侵蚀资本缓冲并影响市场信心。
美国银行的未实现损失问题在同业中尤为突出。美国银行未实现损失占所有者权益和一级资本的比例，高出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等同业10个百分点以上，且差距仍在扩大。从资产结构看，美国银行5年期及以上贷款占总资产比例约12%，并非四大行中最高，难以完全解释其未实现损失的偏高。商业房地产贷款占总资产比例约5.5%，高于富国银行和花旗，但低于摩根大通。报告推断，美国银行可能存在一些未充分披露的较高风险长期限非商业房地产贷款，或持有至到期类证券的久期结构更为集中。巴菲特在减持美国银行的同时，保留了American Express约20%的股份——后者的贷款中99%为一年期以内信用卡贷款，几乎不存在利率风险——这一对比进一步印证了利率风险在巴菲特决策中的权重。
中美银行治理结构与利率风险管理的差异启示
报告通过对比中美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利率风险管理方面的差异，为理解美国银行的处境提供了更宏观的视角。在治理结构方面，美资四大行董事会主席或CEO任职普遍达到甚至超过70岁才退任，且董事会主席和CEO可长期由同一人兼任；而中资四大行董事长或行长平均退休年龄不到60岁，且董事长与行长分设。美资行核心人物更迭对银行经营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巴菲特考量管理层继任风险的重要背景。
在利率风险管理方面，美资银行在利率衍生品中用于交易或其他风险管理的占比较高（富国银行约45%、花旗约50%），中资银行的利率衍生品则主要用于对冲利率变动。但中美银行用于对冲利率风险的利率衍生品名义本金占生息资产的比例差距并不大（中资约5%-15%，美资约8%-20%），最终利率敏感性结果也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中资银行在利率衍生品工具受限的条件下，通过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等传统手段部分弥补了对冲工具的不足。对中国银行投资者而言，借鉴美国银行的经验教训，关注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和治理结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前瞻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