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这句行业自嘲背后，是2020年双碳目标后大量环保组织集体面临的转型困境：明知气候变化是政策与资金的风口，却不知如何找到真实的行动切入点。科莱美特气候青年这份报告基于劲草同行116家伙伴的共学实践与行动经验，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机构无需推倒既有业务重来，而是从自身议题的内在逻辑出发，通过“减缓”“适应”“损失与损害”或“气候正义”的解释框架重新诠释已有工作。从成都根与芽十五年的垃圾议题积淀到海南智渔的渔业社区气候风险评估，从芜湖青野的社区动员到牧区机构的本土知识融合——当分散的努力被系统地梳理出来，一幅公益行业的气候行动图景就开始浮现。

2020年，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围绕这一目标，一套从中央到行业的“1+N”政策体系建立，并催生了系列工作落地和相应行业发展。根据《2025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工作领域涉及“气候变化”的组织占比从2022年的25%上升至2025年的36%，三年增长11个百分点，成为增幅最大的工作领域。在双碳目标提出之前，气候变化议题相对小众，长期局限在环保领域中。从200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地球村、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现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等组织关注此议题。双碳目标后，气候变化议题开始主流化，且不再局限于环保领域——根据《2025多议题公益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调研报告》，与2024年相比，关注气候变化的组织中，核心业务涉及乡村发展的组织比例已超过环境保护议题。

气候变化真正成为“潮流”进入环保组织的工作中，离不开资金的驱动。根据CEGA在2026年1月发布的《环境资助者网络报告2024》，12家CEGA成员在2024年环境资助总额约3.56亿元，其中明确投向“气候变化”议题的资金约5808万元，占总资助的16%，同比增长26%，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加上间接投入后，“气候变化”议题资金在年度环境资助总额中的占比从34%跃升至59%。 双碳目标提出后，明确以“气候变化”“碳中和”作为资助主题、以社会组织为主要资助对象的资助计划开始出现。中华环保联合会和能源基金会的“益起低碳策略传播小额资助计划”连续发布5年，资助主题从强调公众参与逐步转向供应链转型。CN计划（碳中和公益传播同行者资助计划）同样持续资助至少4年，2024-2025年将目光聚焦在可再生能源上。然而，2025年度用于公益领域的气候资金呈现收缩态势。国内基金会普遍反应迟缓，国际基金会更倾向与大型组织或官方智库合作，一线公益组织获得优质气候资金的机会少。《2025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还指出，行业资源持续向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组织集中，超半数低收入组织（年收入低于10万元）收入呈下降态势。60.1%的受访组织认为缺乏长期资金支持是参与气候行动的主要挑战。

劲草同行项目自2021年开始组织社群共学活动，2024年明确将“气候变化”列为社群共学主题，开展了12次线上共学和3次线下共学。项目邀请成都根与芽、海南智渔、芜湖青野三家伙伴开展气候变化业务探索，以“先用写作逼出真实经验、再到现场集体研磨”的方式，让机构既完成自我梳理，也获得同行反馈。成都根与芽：从垃圾议题到气候视角的十五年积淀。 机构自2010年起深耕生活垃圾管理，建立了成熟的生态社区建设模式。当2024年转向气候变化议题时，他们意识到既有工作本身就是气候行动——厨余垃圾就地堆肥可减少甲烷排放（气候减缓），雨水收集可应对干旱（气候适应），社区绿化可缓解热岛效应（城市适应）。气候视角将原本分散的“生态社区”碎片整合进“韧性社区”框架，形成了“居民教育——绿色基建——生态韧性——数据核算”四维行动路径。挑战在于：团队从8人减至4人，缺乏温室气体减排量等量化数据，以及需要将气候变化用“天气异常”“用水困难”等本地化语言向居民“翻译”。海南智渔：以行动研究破解非气候组织的入门难题。 作为长期扎根渔业社区的本土机构，智渔自2022年起在渔业社区项目中主动探索气候适应的独特价值。团队系统学习国内外社区气候风险评估案例后，在两个典型渔村开展评估，将气候科学结论、渔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渔民生产生活经验相融合，形成了国内首份基于渔业社区的气候风险评估报告，并构建了适配一线社区工作需求的气候变化叙事框架。未来计划将评估成果转化为可视化的“气候风险科普地图”。芜湖青野：以气候风险评估作为社区参与的切口。 发起人丁洁、刘蓉蓉从工业污染防治转型乡村社区工作，凭借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行动基金”工作坊和云南协力的评估培训，找到“气候适应”作为社区工作切入点。她们将评估过程设计为与社区共同诊断问题、建立信任的过程，而非产出报告——核心是了解气候风险背后关于人的真实诉求：老年人的用水困难、小农的生计压力、村庄的互助需求。团队认为把握好行动角色十分重要，既要避免“专家姿态”，又要防止过度融入失去专业判断。

三家机构的经验汇聚成三条核心启示。第一，不必推倒重来，先盘点自己已经做了什么。 关键不是开发新业务，而是找到“减缓”或“适应”的解释框架，将碎片化实践串联成系统。第二，要用“本地化语言”翻译科学概念。 三家机构都遇到“居民听不懂气候变化”的困境，尝试用“天气异常”“用水困难”“鱼不好捕”等本地生活语言沟通，将气候风险与切身利益挂钩。第三，无论是社区还是团队自身，都要理解“人”是韧性的核心。 青野的互助网络、成都根与芽的“绿主户协会”、智渔的“熟人网络撬动”都证明：社区韧性的根基是具体的人，气候行动必须落在人的联结、信任和能力提升上。

科莱美特气候青年作为一家从2007年就介入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机构，在近几年做出多个有行业影响力的项目。“翻云覆雨手”气候桌游将时间设定在文明重建的2106年，通过严肃游戏建立“人类活动——碳排放——气候灾难”的认知链条，已通过“桌游合伙人”模式吸引全国数百名青年参与。沃土气候田野营推动青年深入乡村社区理解气候变化，已走进汉中柳沟村、杭州青山村等多个代表性乡村。气候共学营每期组织3-5个气候变化相关主题小组，由校友或专家担任导师支持学员学习。科莱美特还与劲草伙伴三江源生态协会合作“牧区适应气候变化”议题，共同完成报告《高原牧区的气候适应——以三江源社区为例》；与原乡生态合作“城市小微生境”主题，共同撰写报告《气候变化下的生物多样性：城市小微生境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些合作表明，在气候变化这个足够系统的议题中，专业机构与在地机构、前沿研究与社区实践、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与共振。

2025年6-10月，劲草同行项目组分别在成都、海口、芜湖组织了3次线下共学活动。从参与者撰写的学习笔记可以发现，大家普遍经历了从焦虑的观望者到笃定的行动者的转变。共学带来的实用工具——如“气候风险三要素”“问题树”“社区风险地图”——让本身具备强学习能力的劲草伙伴能够快速掌握并应用于工作场景。接触具体的人和事也增加了信心：参访“东方逸景”小区，与钟叔、李媛媛等具体人物互动，激励效果远超任何书面报告。 花仙子负责人刘英参加了三次培训，经历了“破壁——深化理解——价值确认”的完整过程。她的心态从“气候变化议题过于宏大宽泛，似乎都不是我们能力范围所能及的”的纠结，转变为“我们在一起就可以”的笃定。这种通过共学实现的认知跃迁，正是劲草同行项目推动伙伴进入气候变化领域的核心机制。

劲草同行116家伙伴中，大量机构在各自工作领域积累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实践，只是未必以“气候变化”的名义被看见。 牧区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通过草地监测与科研机构合作，发现气温变化是三江源草地物种多样性变化的主导因素，推动在升温显著区域推广耐旱、耐寒乡土草种。新疆山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从生态文化视角切入，整理当地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包括游牧文化中的雪灾应急机制。西乌珠穆沁旗牧区信息服务中心协助推动科学监测与牧民经验相结合，帮助社区理解和应对气候风险。智库型机构方面，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举办“海草床保护与气候变化协同”国际研讨会，与科研机构合作推进唐岛湾海草床恢复。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围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开展研究，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对话。上海浦东益科循环科技推广中心发布《循环时尚报告》《是机遇也是风险——碳抵消对企业意味着什么？》等报告，为气候传播提供扎实的知识供给。乡村社区方面，农民种子网络通过社区种子库、参与式选育种保护传统品种，评估社区气候韧性。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探索“气候友好稻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试验干湿交替灌溉（AWD）节水灌溉技术，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不影响产量。梦南舍在社区气候风险评估中纳入性别分析，发现男性更多关注农业产量和病虫害变化，而女性还更关注用水、健康和森林资源。致良田生态农场在内蒙古阿拉善采用滴灌技术节水50%以上，十年间从40亩试验田拓展至260亩种植基地，带动周边农户每户年均增收1万余元。 公众宣传方面，绿色潇湘发起“桥井计划”，与本地河流守望者、艺术家、摄影师共同记录气候变化对古井与古廊桥等乡土文化遗产的影响，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日常失效”公共艺术展。黔仁生态实施“青春助力绿色低碳”项目，资助10个低碳倡导项目，联动政府、高校、社区多方力量扩大气候传播影响力。福建绿家园制作《应对气候变化探索研究指南》，涵盖气候变化常见概念、政策及国内外实践案例，持续运用于大学、社区、市民公共空间线下活动。

根据《2025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污染防治议题成为降幅最大的工作领域，其中“水污染防治”和“固体废弃物管理”降幅最为明显。随着双碳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批从工业污染防治起家的环保机构开始了主动转型。 上海青悦将“数据驱动+标准对标”的监督能力从污染合规迁移至ESG信息披露，分析国内外钢企ESG报告，发布ESG降碳指数。绿色江南将污染监督能力延伸至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和气候信息披露，发布光伏助农案例，主办“光伏绿色供应链论坛”，坚持“在监督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绿满江淮从熟悉的危废管理向前延伸到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与环境监管，利用安徽新能源产业基地优势切入，推动将废旧电池纳入危废管理体系。芜湖生态将垃圾焚烧厂环境监管经验升级为对焚烧品牌企业的气候行动评价，利用IPE的CATI评价体系对焚烧品牌进行年度评价。从污染防治转向气候治理，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视角转换问题。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非常直接——水就是水，土就是土，“坏人”是清楚的，合规问题有法律对照，超标即可举报处罚。而气候变化常常面临结构化、系统性问题，利益相关方不明确，排放无法追溯到具体环节只能计算出来，缺乏法律规条对照。转型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合的抓手：将原有业务逻辑向前延伸，而非覆盖全链条；找到与原有业务的强关联点，而非推倒重来；在系统中找到有效的着力点，而非给出全部解决方案。

全球每年产生21亿至23亿吨城市固体废物，食物浪费直接导致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厨余垃圾约占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50%，是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有机物的源头分类收集和处理，可将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量减少62%。研究表明，每提高20%的厨余垃圾分类效率，生活垃圾全系统碳减排量可增加5%-7%。 成都根与芽在成都市区王家塘街12号院开展的堆肥实践，2017年11月至今小区户均每天厨余量约28kg，全部就地堆肥处理，堆肥产物用于小区绿化用肥，实现了有机废弃物在地资源化闭环。行动方向：关注厨余垃圾源头减量与资源化；社区层面探索堆肥、蚯蚓塔等小型生态处理设施；城市层面关注零废弃社区建设、垃圾分类激励等议题。

经济鱼类正以每十年72公里的速度向极地迁移。2024年长江流域异常高温叠加台风“摩羯”扰动，阳澄湖大闸蟹脱壳期延迟约半个月，产量减少1540吨，市场平均价格上涨约20%至30%。在长江流域，经济鱼类种类从上世纪中期的约50种锐减至约20种，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较上世纪50年代下降90%。 面对渔业危机，中国已构建多层级应对体系。《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要求加强沿海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推进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商业保险方面，2022年渔业互保体系为近60万渔民、5.5万艘渔船提供风险保障6000余亿元；各地创新推出海洋牧场巨灾保险、深海网箱养殖保险、扇贝牡蛎浪高指数保险等产品。海南智渔在北港岛将传统渔家文化与旅游体验结合，探索渔业社区的多元生计转型。行动方向：关注气候变化对本地渔业物种和渔民生计的影响；探索渔业社区参与式评估工具；关注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与社区生计的结合。

湿地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碳储量却占陆地生态系统的约三分之一，单位面积碳储量远超森林。全球稻田年排放甲烷约3000万吨，占农业甲烷排放总量约20%。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水稻生产国，挑战尤为突出——温度每升高1℃，稻田甲烷排放量将增加15%至23%。“间歇灌溉”（AWD）技术可将稻田甲烷排放减少30%-60%。 碳交易将生态价值变现：2021年SEE基金会以66元/吨价格购买首笔5880吨CO₂减排量，筹资780余万元用于红树林保护与社区共建。浙江安吉县建立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推出“碳汇共富贷”“碳汇惠企贷”等绿色金融工具。行动方向：关注本地湿地、农田、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关注蓝碳交易机制和碳汇抵换项目。

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约700万人过早死亡，化石燃料燃烧在释放温室气体的同时排放PM2.5、NOx、SO2等污染物，形成“同根同源”关系。2025年3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次扩围，钢铁、水泥、铝业等被纳入，新增约1500家企业。行动方向：关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关注企业ESG信息披露和碳足迹核算。社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不均衡——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低收入群体更为脆弱。千禾基金会在荔湾老旧社区开展气候风险适应试点项目，与当地社工站合作建立社区应急先锋队。千禾基金会联合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编写《气候变化下社区健康风险防范手册》，从预防和应对两个维度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实践支持。芜湖青野形成《西河社区气候风险评估报告》，为后续社区行动提供依据。成都根与芽联合多领域专家在成都博物馆实施环境意识与科学素养主题的全年系列项目，直接惠及788名青少年学生。行动方向：关注极端天气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影响；建立社区气候风险评估机制；发展社区应急先锋队和物资保障网络；推动居民从行动参与者成长为组织者。国际对话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目前拥有最多缔约方的联合国框架公约（198个缔约方）。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是国内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历史最久、机制最成熟的平台之一。科莱美特气候青年从2009年开始连续组织中国青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近年来，中国民促会、万科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和CTeam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加COP，为社会组织提供行前培训、差旅资助、边会发言机会等。报告还整理国际案例，包括印尼“气候田野学校”的参与式培训模式、日本CASA的“节能挑战笔记”三件套工具、德国Germanwatch发动5万余名索赔者将政府告上法庭推动气候政策完善、The Resilience Project应对“气候焦虑”的心理健康支持。结尾：从“气候变化是个框”到“找到真实的着力点”，这中间的跨越并不需要机构彻底改造自己的业务，而是需要一次视角的转换。当成都根与芽用气候视角串联起十五年的垃圾管理实践，当海南智渔在渔业社区中识别出气候风险与生计韧性的关联，当芜湖青野将气候风险评估转化为社区动员的过程——这些分散的努力被联结、被看见、被系统地梳理出来，一个行业的气候行动图景就开始浮现。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启示是：不必等到有了完整的科学数据才行动，不必等到有了充足的资金才启动，不必等到有了完美的理论框架才动手。从能说清楚的那一小步开始——说明白这一步在做什么、为什么做、产生了什么效果——行动逻辑就成立了。在气候变化这个足够系统的议题中，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独自应对全部挑战，但每一家机构都能在自身业务逻辑中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着力点”，成为气候行动系统工程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