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上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来,安全资产供给——即政府财政赤字率和债务杠杆率的提升——是全球和美国实际中性利率抬升的主导因素。中性利率持续抬升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其中,美国已经从 2008 年的-0.2%左右升至 1%左右,累计涨幅约 120bp。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曾经推动利率下行的因素边际走弱,比如“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储蓄过剩”状况有所缓解(2020年以来又有所加剧),人口老龄化的斜率有所趋缓等等;另一方面是“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的政策范式的回归,后金融危机时代量化宽松(QE)的全球实践和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登堂入室”就是一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对应的是全球安全资产供给的增加。曾经,低利率-低通胀-低波动宏观金融环境提升了财政可持续性的边界,但 2022 年以来,通胀和全球央行“加息潮”打破了这一低水平“均衡”,中性利率的趋势性抬升开始成为影响货币政策制定的“变量”。